张子沽的两个历史故事

张子沽是一个村庄的名字，位置在今滨海镇东南街南边，沿海公路和唐曹高速公路之间。这个消失了的小村子，却很有故事，值得一说。

滨海镇政府所在地原名老王庄子，分中街、西北街、西南街、东北街、东南街五个村子，历史上为越支盐场所辖。张子沽村依老王庄所建，也是古盐场的一部分。“沽”是北方滨海地区村名的常用字，渤海北岸有许多以“沽”字命名的村庄，如汉沽、塘沽等。“沽”是典型的形声字，从水，古声。最早是一支河流的名字，即下游并入海河今天从塘沽入海的潮白河。汉代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称：“沽，沽水，出渔阳塞外，东入海”。但汉语字典、词典里都没有对这个字的释义，结合它的特点，我把这个字解释为：滨海平原上具有季节性河流特点，但没有固定河道的洼地。张子沽就是建在洼地中一个坨子上的村庄，因张姓人家居住，故称之。

我之所以对这个消失了的小村庄印象深刻，是小时候听过的关于这个村庄的两个故事，深深烙印在脑海里。第一个故事，准确地说只能算是一种民间传说，与“燕王扫北”密切相关。关于“燕王扫北”，史书称之为“靖难之役”，又称“靖难之变”。是建文元年（1399年）到建文四年（1402年），明朝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皇位发生的战争。明太祖朱元璋立长子朱标为太子，但朱标不幸早逝，朱元璋便指定皇太孙朱允炆为皇位继承人。洪武三十一年（1398年），朱元璋去世，朱允炇继位，是为建文帝。建文帝承继大统后，分封到各地的藩王势力日益膨胀，建文帝与亲信大臣齐泰、黄子澄等采取一系列削藩措施。当时驻扎北平的是明太祖四子燕王朱棣，在众多藩王中势力也最大。建文帝以加强边防为名，把朱棣的护卫精兵调到塞外戍守，目的就是要消灭燕王，以解决朱棣对皇位威胁。本来就觊觎皇位的朱棣，以清君侧，即铲除皇帝身边危险分子的名义，发动“靖难之役”。于建文元年（1399年）起兵，随后挥师南下。建文帝起用老将耿炳文统兵北伐，战败后，又派大将李景隆继续讨伐，但都不是燕王的对手。加之建文帝缺乏谋略，致使主力不断被歼。朱棣适时出击，灵活运用策略，经几次大战消灭南军主力，最后乘胜进军，于建文四年（1402年）攻下帝都应天（今江苏南京），战乱中建文帝下落不明。同年，朱棣即位，是为明成祖，改元“永乐”。

史书上的“靖难之役”，为什么到了民间演变成“燕王扫北”的故事呢？对于“燕王扫北”，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，并不是对这一事件有什么歧义，而是对这个事件的称谓持有争议。有不少专家称之为“燕王扫碑”，理由是燕王朱棣，从北京一路攻打南京，称“燕王扫北”方向不对。又分析说，朱元璋死后葬在南京，燕王朱棣便是打着为父亲祭扫墓碑的旗号，而发起靖难之役，所以应该叫做“燕王扫碑”，而不能称其为“燕王扫北”。乍一听，似乎很有道理，但仔细分析，却经不起推敲。当年，建文帝朱允炆削藩，剥夺叔叔们手中的藩王权力，因人而宜，采取了不同的措施。对待四叔燕王朱棣，建文帝最初计划是里应外合，一举拿下燕王府，谁知却被技高一筹的燕王算计。建文帝派出作为内应的一众人马，被燕王一网打尽。无奈，建文帝不得不另选他策，采取先扫外围，后攻打北京的策略。而朱棣则针锋相对，对围困北平的朝廷兵，逐一瓦解。明朝永乐年间，有一部四卷本的《奉天靖难记》，撰者佚名。具体地记录了靖难之役的全过程，《明太宗实录》卷一至卷九，就是在该书的基础上增改而成。读读这些文字，便可了解“燕王扫北”的全过程了。建文帝除从南面派兵攻打北平外，又派辽东总兵刘真，从山海关攻打永平府。永平府是北平的后方，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。如果失守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于是，燕王把守卫北平的任务交给儿子朱高炽（后来的明仁宗洪熙皇帝）打理，他亲自率兵攻打辽东兵。由于“靖难之役”属于“纂党夺权”行为，朱允炇才是正统皇帝，所以向来以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天朝子民，理所当然地对燕王反叛采取抵抗态度。燕王在攻打辽东兵时，受到永平府境内军民的抵抗。燕王岂是善类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。一不做二不休，大开杀戒，所以历代地方志都有“靖难兵起，几无孑遗”的记载。包括曹妃甸区域民间传说的“燕王扫北”，也是一路屠戮，妇孺皆不能幸免，这便有了民间传说“燕王扫北”，充满血腥，绝非空穴来风。

这就说到张子沽这个村子。传说这个村里的人原为土著。燕王扫北时，这一带的居民同样一个不留，全部杀光。可是，当燕王的大队人马从这个村子离开时，天色已晚，一位部下回头发现，村子里竟然有一户亮起了灯，就要回去赶尽杀绝。燕王回头看了看，淡淡地说，别管他了，成不了什么气候。按照封建迷信说法，皇帝金口玉言，这个村子受了这种皇封，就会人丁不旺。当然这只是一种迷信，当不得真的。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明，老王庄及附近村庄的住户，大都是永乐年间搬来的移民，而张子沽村民则是个例外。某种程度上，这个传说，也是当地人对这个村子何以越来越萎缩的一种迷茫。一般来说，一个村子，人口会越来越多，村子规模会越来越大，而张子沽却正好相反，及至彻底消亡，很让人不解。

第二个故事，与第一个截然不同，是一个真实故事，是进行红色传统教育的绝好题材。故事要从两座坟说起。我们村北（十一农场沽南灶），李家大灶村南，有一块地势特别高的坨地，面积不会超过一亩，从来没有种过农作物，因为上边有两座烈士坟。文革期间，到坟上祭奠祖先属于封建迷信，在打击范围之列，但为烈士扫墓却是被提倡的。每年清明节，学校都要组织小学生去悼念烈士，并请当地革命前辈进行传统教育。据老人们回忆，这两个烈士是张子沽战斗中牺牲的。从战场上抬下来后，掩埋在了这块坨地上。而且两名烈士有名有姓，其中一名姓蒋，具体名字时间太过久远，记不起来了。上世纪末被其家人迁回老家，魂归故里；另外一个烈士后来也被亲属迁走。因为有这两座烈士坟，从小时就对张子沽有一种神秘感。一直想搞清发生在张子沽的这场战斗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所以就用心搜集与之有关的史料，总算弄清楚了这场战斗的前后经过。

这场战斗发生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7月下旬。战斗的双方，我方为冀热辽军区第十七军分区第14团。14团的前身，为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（冀东军区）一区队。1945年1月，根据晋察冀分局1944年10月所做决定，第四地委改为十七地委，第四专署改为十七专署，十三军分区（冀东军区）升格为冀热辽军区（二级军区），一区队改编为十七军分区所属第14团。十七军分区司令员李雪瑞（1914年—1951年，湖南省茶陵县人），政委李海涛（1912年—1997年，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人），副司令员张鹤鸣（兼任14团团长，1910年—1952年，河北省滦县人），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曾辉，参谋长肖全夫。14团团长张鹤鸣（兼），副团长刘守仁，政委赵靖远，参谋长朱孜竞。十七军分区所属部队，14团为主力。

敌方为伪满骑兵铁石部队（骑兵旅）一部。“铁石部队”在伪满洲国军队里颇有些名气，它是一支建制较大、兵种较全、隶属关系比较复杂的队伍。有史料称这个部队为”伪蒙骑兵”，这是不准确的，尽管大多士兵为蒙古族人，但与“伪蒙骑兵”，虽然只有一字之差，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关系。有史料甚至将这只部队说成是投靠日寇的老牌蒙奸李守信的下属，就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。1944年末，侵华日军已成强弩之末，形势对其极为不利。尤其处于“满州国”肘腋部位的冀东，驻军人数严重不足。为此，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村定和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签订了一个“满华国境地带治安肃正协定”，企图借助伪满州部队的武力，维持冀东地区的局势，防止冀热辽解放区的进一步扩展。据此，伪满军事部，依据关东军的指示，抽调一部“精锐”伪满军，编成“铁石部队”。军官中日本人占约四分之一，主要任务是配合侵华日军的“扫荡”。铁石部队下设联络部和两个战列部队，联络部于1945年1月进驻唐山市，其它部队分散驻扎唐山南部重要城镇。当年2月，以拉大网的方式对路南抗日根据地进行重点扫荡。大量的战车马队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横冲直撞，我军和地方工作人员受到严重威胁，特别是4月20日在丰南大北柳河战斗中，14团两个连和刚组建不久的唐滦特区的部分干部，遭到多股敌人的奔袭包围，县委书记、县长以下36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。这次突围以后，十七军分区领导机关和14团被迫分散转移，一路开往路北山地，一路分散于沿海一线坚持斗争。

7月20日，转移到路南的17军分区机关和14团一部，分散住到老王庄及附近村庄。分区机关和教导队住中街，其余部队分别驻扎其它四个街。为了防备敌人偷袋，又分出一部分兵力驻扎张庄子和今十一农场的占子井村。第二天，即7月21日，驻爽坨的铁石部队，得到密报，说是县大队在老王庄宿营。团副山田少佐认为这是一群“土八路”，不堪一击。便带领团部机关和机炮连两个连200多人，企图用长途奔袭、突然包围的方式，消灭这群“土八路”。实际上敌人的密报并不准确，后来为日寇提供情报的汉奸，也在山田一怒之下一刀砍成两截，成为日军的刀下之鬼。

14团指挥机关掌握了敌人动态后，组织部队做好战斗准备。开始，敌人按计划分成三股形成包围圈，意图将被包围的八路军一举消灭，便分出将近一半兵力100多骑兵，快速行进到村子的东南方向，企图从东南街向村中冲击。但还没来得及进攻，就被早已做好战斗准备的我军一顿胖揍，打得敌人蒙头转向。敌指挥官一看大事不好，扔下30多具尸体，指挥部下占据了张子沽村边一块地势最高的坟地。山田得知主力被围困在张子沽，便组织全部力量进行反击，这场狙击战的核心部位就在张子沽展开。从上午九点打响，到下午两点战斗胜利结束。除少数敌人在接战不久侥幸脱逃外，大部被歼。这场战斗，极大地打击了铁石部队的嚣张气焰，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，意义重大。但由于敌军是骑兵精锐，我军也有较大伤亡。埋葬在村北的两位烈士，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的。张子沽这个村子虽然消失了，但发生在这里红色故事却永载史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