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不是金融危机的大赢家2010/1/9 18:01:50
中国被全球视为金融危机最大的赢家。
1月5日，《华尔街日报》在一篇题为《金融危机最大赢家：中国》的文章中有如下表述。这个国家或许是本次金融危机的最大赢家。就在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先后熄火之际，中国经济却一路高歌走过了这场“大萧条”。预计中国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9%。现在这个国家正在将手里的资金派上用场。从沃尔沃(Volvo)到悍马(Hummer)，再到上周正式提出收购的Corriente Resources，中国企业正在世界各地抢购着业务和资产。与中国并列在荣誉榜上的除了阿兰•穆拉利(Alan Mulally)这位福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、埃文•威廉姆斯(Evan Williams)和比兹•斯通(Biz Stone)这两位IT界的人士外，其他都是金融、投资方面的巨擘。
从经济数据看，中国确实可以称为一枝独秀，但背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也许要花十几年的时间来修补。
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恶化了中国的经济结构。央企攻城拔地，在煤炭资源整合、资本市场融资、房地产等领域无往不胜。据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披露，2009年中央企业利润总额将达到7500亿元，而在2009年初，中央企业上报的预算中，利润总额相加不过4000多亿元。2009年央企成为资本市场最大的获益者。2009年沪深两市IPO融资1856亿元人民币，而央企在境内外IPO融资额为1558亿元。如MIT斯隆管理学院黄亚生教授所说，中国的做法是国有企业代替私营企业。撇开敏感的国有、私有不谈，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结果，低效率企业大面积取代高效企业。
严重的问题是，基于中国经济数据的美妙与央企赢利的增加，基于改革三十年权贵主义积弊难除，国进民退与民粹主义思潮结合，被视为社会重获公平、整肃腐败、减少污染的良方，获得了不少喝采声。集规划经济、局部市场化、垄断经济于一体的经济模式，由此贴上了成功的标签，在民族自豪与底层不公平的燥动中，获得无数拥趸。
中国还收获了部分仇恨。曾经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、如今的政论家保罗•克鲁格曼在2009年的最后一天，发表在《纽约时报》上的专栏文章标题就是《属于中国的新年》，文章将美国就业低迷、债务过多的责任推给中国，认为要摆脱困境只能与中国打贸易战，他用赞赏的口吻引述最近去世的凯恩斯派经济学家萨缪尔森(Paul Samuelson)的话说，当就业“低于充分水平”时，重商主义政策实际上是恰当的。和中国打贸易战？克鲁格曼显然在虚张声势，两个拥有核弹的国家不至于疯狂到大打核战毁灭地球，中美大打贸易战将毁灭全球经济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克鲁格曼说出了不少重商主义美国人的心声，他们希望扼制中国的出口能力。这股力量不可小觑。
而在中国国内，借助2009年可怕的货币发行量，已经形成了房地产市场化以来最大的泡沫，不少城市房价翻番。经过2009年的一轮扩张，事实上中国继续实行经济扩张政策的内生动力已经不足。以银行为例，如果不补充资本金满足银监会提出的最低标准线，则中国的银行业今年投放信贷的能力将受到严重约束。由此，新年伊始，中国国有上市银行再融资风声又起，有数位消息人士称，中国银行正准备再融资200亿人民币，而这应只是该行再融资计划中的第一步。也就是说，为了中国银行业有继续向大型项目与企业贷款的能力，他们得找到新的投资者。
在中国经济数据复苏的进程中，还顺便帮助了大宗商品出口国。目前大宗商品与美元渐行渐远，而与中国需求越走越近。资源出口大国首先走出衰退阴影，澳大利亚等国还有余力率先加息。
金融危机之后，中国确实有所收获。
最大的收获是，中国在全球业已展开的资源收购行动在金融危机期间大大加快，涵盖煤炭、原油、铁矿石等所有领域；中国汽车等制造行业正在积极并购全球的知名品牌。其次，此次拉动经济投资的基础建设以轨道交通与节能工程为主。危机过后，我们将以通胀的代价留下遍布全国的高速轨道交通网，留下足以夸耀世人的知能电网。
简言之，中国在危机中收获了漂亮的经济数据、工程项目，为未来的建设打下了基础，却未能在制度建设上、创新能力上有寸进之功。这当然不是因为中国人天性缺乏创造力，恐怕与有些人迷信工程进步与经济数据提升足以笑傲世界，与越来越多的人投入低效的国企与行政管理领域有关。
1月5日，《华尔街日报》在一篇题为《金融危机最大赢家：中国》的文章中有如下表述。这个国家或许是本次金融危机的最大赢家。就在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先后熄火之际，中国经济却一路高歌走过了这场“大萧条”。预计中国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9%。现在这个国家正在将手里的资金派上用场。从沃尔沃(Volvo)到悍马(Hummer)，再到上周正式提出收购的Corriente Resources，中国企业正在世界各地抢购着业务和资产。与中国并列在荣誉榜上的除了阿兰•穆拉利(Alan Mulally)这位福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、埃文•威廉姆斯(Evan Williams)和比兹•斯通(Biz Stone)这两位IT界的人士外，其他都是金融、投资方面的巨擘。
从经济数据看，中国确实可以称为一枝独秀，但背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也许要花十几年的时间来修补。
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恶化了中国的经济结构。央企攻城拔地，在煤炭资源整合、资本市场融资、房地产等领域无往不胜。据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披露，2009年中央企业利润总额将达到7500亿元，而在2009年初，中央企业上报的预算中，利润总额相加不过4000多亿元。2009年央企成为资本市场最大的获益者。2009年沪深两市IPO融资1856亿元人民币，而央企在境内外IPO融资额为1558亿元。如MIT斯隆管理学院黄亚生教授所说，中国的做法是国有企业代替私营企业。撇开敏感的国有、私有不谈，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结果，低效率企业大面积取代高效企业。
严重的问题是，基于中国经济数据的美妙与央企赢利的增加，基于改革三十年权贵主义积弊难除，国进民退与民粹主义思潮结合，被视为社会重获公平、整肃腐败、减少污染的良方，获得了不少喝采声。集规划经济、局部市场化、垄断经济于一体的经济模式，由此贴上了成功的标签，在民族自豪与底层不公平的燥动中，获得无数拥趸。
中国还收获了部分仇恨。曾经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、如今的政论家保罗•克鲁格曼在2009年的最后一天，发表在《纽约时报》上的专栏文章标题就是《属于中国的新年》，文章将美国就业低迷、债务过多的责任推给中国，认为要摆脱困境只能与中国打贸易战，他用赞赏的口吻引述最近去世的凯恩斯派经济学家萨缪尔森(Paul Samuelson)的话说，当就业“低于充分水平”时，重商主义政策实际上是恰当的。和中国打贸易战？克鲁格曼显然在虚张声势，两个拥有核弹的国家不至于疯狂到大打核战毁灭地球，中美大打贸易战将毁灭全球经济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克鲁格曼说出了不少重商主义美国人的心声，他们希望扼制中国的出口能力。这股力量不可小觑。
而在中国国内，借助2009年可怕的货币发行量，已经形成了房地产市场化以来最大的泡沫，不少城市房价翻番。经过2009年的一轮扩张，事实上中国继续实行经济扩张政策的内生动力已经不足。以银行为例，如果不补充资本金满足银监会提出的最低标准线，则中国的银行业今年投放信贷的能力将受到严重约束。由此，新年伊始，中国国有上市银行再融资风声又起，有数位消息人士称，中国银行正准备再融资200亿人民币，而这应只是该行再融资计划中的第一步。也就是说，为了中国银行业有继续向大型项目与企业贷款的能力，他们得找到新的投资者。
在中国经济数据复苏的进程中，还顺便帮助了大宗商品出口国。目前大宗商品与美元渐行渐远，而与中国需求越走越近。资源出口大国首先走出衰退阴影，澳大利亚等国还有余力率先加息。
金融危机之后，中国确实有所收获。
最大的收获是，中国在全球业已展开的资源收购行动在金融危机期间大大加快，涵盖煤炭、原油、铁矿石等所有领域；中国汽车等制造行业正在积极并购全球的知名品牌。其次，此次拉动经济投资的基础建设以轨道交通与节能工程为主。危机过后，我们将以通胀的代价留下遍布全国的高速轨道交通网，留下足以夸耀世人的知能电网。
简言之，中国在危机中收获了漂亮的经济数据、工程项目，为未来的建设打下了基础，却未能在制度建设上、创新能力上有寸进之功。这当然不是因为中国人天性缺乏创造力，恐怕与有些人迷信工程进步与经济数据提升足以笑傲世界，与越来越多的人投入低效的国企与行政管理领域有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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